刘令娴

人物简介

刘令娴(约公元525年前后在世)字不详,出生官宦之家,齐大司马从事中郎刘绘之女,南朝梁代女诗人,文学家刘孝绰第三妹,世称刘三娘。彭城(今江苏徐州)人,约公元五二五年前后在世,东海徐悱之妻。徐悱,字敬业,是仆射徐勉之子,525年,徐悱死,令娴作《祭夫文》,辞意凄惋,留下令名士搁笔的美谈。此文载于《艺文类聚》。

《梁书》谓其文“清拔”。其诗多写闺房之怨,今存8首,最著名的是《答外诗》2首,见于《玉台新咏》,其中一首亦题作《春闺怨》。刘令娴的作品《唐书·经籍志》说有文集六卷(《刘氏集》),(而《隋书·经籍志》则作三卷,已佚。《梁书·刘孝绰传》中载有她的事迹。

诗作唱和

史载,其夫徐悱宦游在外,夫妇二人寄诗赠答,感情真挚。徐悱有一首《赠内》诗是这样写的:日暮想青阳,蹑履出椒房。 网虫生锦荐,游尘掩玉床。 不见可怜影,空余黼帐香。彼美情多乐,挟瑟坐高堂。岂忘离忧者?向隅独心伤。聊因一书札,以代回九肠。

刘孝绰兄弟及群从子侄,当时有七十人,全都能写文章。刘孝绰有三个妹妹,大妹嫁琅琊人王淑英,世称刘大娘,当时也有文集行世,与刘令娴齐名;二妹嫁吴郡人张嵊。王淑英妻的诗作今仅存三首,张嵊妻的作品已不能考证。刘氏三姊妹都有才学,而令娴文尤清拔。《名媛汇诗》中记有一则逸事:孝绰罢官不出,为诗题于门曰:“闭门罢庆吊,高卧谢公卿。”令娴续云:“落花扫仍合,聚兰摘复生”。

文学作品

刘令娴的诗多写闺怨,其中最著名的是《答外诗》二首,是回赠丈夫徐悱之作。诗中通过写景来衬托相思之情,颇为真切生动。如“落日更新妆,开帘对春树。鸣鹂叶中舞,戏蝶花间鹜。调琴本要欢,心愁不成趣”(其一);“夜月方神女,朝霞喻洛妃。还看镜中色,比艳似知非”(其二);写妇女的心理状态都很能传神。

《听百舌诗》“风吹桃李气,过传春鸟声。净写山阳笛,全作洛滨笙”等句,写她对丈夫的思念之情,也很形象。刘令娴的《祭夫文》,乃徐悱死后所作,辞意凄惋,颇为人们所称道。文中如“一见无期,百身何赎”,“百年何几,泉穴方同”等句,不加雕饰,出自肺腑。刘令娴的诗,今存8首,全见于<玉台新咏>,今人逯钦立辑入<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>;文1篇,见《艺文类聚》,严可均辑入<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>

悱为晋安郡卒,丧还京师;令娴为祭文,题为《丧夫文》,辞甚凄怆。舅勉本欲为哀文,既见令娴文,遂搁笔,她的这篇文章载于《艺文类聚》。刘令娴的作品,《唐书·经籍志》说有文集六卷(《刘氏集》),(而《隋书·经籍志》则作三卷。此从《两唐书志》)传于世。)均已散失。

她的情诗受南朝民歌的影响,写的相当大胆,而且语言清新,风格流丽,如《光宅寺》(除《丧夫文》外,《玉台新咏》中存有她的《答外》诗两首、《答唐娘七夕所穿针》、《听百舌》、《光宅寺》、《题甘焦叶示人》和《摘同心栀子赠谢娘因附此诗》等杂诗)。

诗作特色

刘令娴的作品,《唐书·经籍志》说有文集六卷(《刘氏集》),而《隋书·经籍志》则作三卷。此从《两唐书志》传于世。她的情诗受南朝民歌的影响,写的相当大胆,而且语言清新,风格流丽,如<光宅寺>(除《丧夫文》外,《玉台新咏》中存有她的《答外》诗两首、《答唐娘七夕所穿针》、《听百舌》、《光宅寺》、《题甘焦叶示人》和《摘同心栀子赠谢娘因附此诗》等杂诗。

清代学者王士禛在<池北偶谈>中谈到刘令娴的诗时,竟大惊小怪感叹说:正如高仲武所云:形质既雌,词意亦荡。勉名臣,悱名士,得此女,抑不幸耶!这显然是封建注意的偏见。

人物家庭

令娴的丈夫徐悱,字敬业,是仆射徐勉的儿子,宦游在外,夫妇二人寄诗赠答,感情真挚。徐悱有一首《赠内》诗是这样写的:日暮想青阳,蹑履出椒房。网虫生锦荐,游尘掩玉床。不见可怜影,空余黼帐香。彼美情多乐,挟瑟坐高堂。岂忘离忧者?向隅独心伤。聊因一书札,以代回九肠。令娴《答外》今存两首,其中第一首亦题作《春闺怨》。

后世评价

女诗人刘令娴靠写“粉诗”出名,这符合南朝齐梁年间的文学风尚。那个时代,上至皇帝贵族,下至黎民百姓,都酷爱文艺。谁要深谙附庸风雅之道,就能升官发财。文化人就意味着是朝廷的人,舞文弄墨就意味着具有踏入官场的资本。就连诗歌评论家钟嵘也不得不服,他在《诗品》序中这样描绘当时的文学风气:“至使膏腴子弟,耻文不逮,终朝点缀,分夜呻吟。”这样的社会背景下,作为官太太的刘令娴当然要与时俱进了。她的《光宅寺》应运而生:“长廊欣目送,广殿悦逢迎。何当曲房里,幽隐无人声。”凡是读过此诗的人,脑海中都会出现如下暧昧的画面:黄昏时分,一位容貌娇艳的知识女性来到光宅寺烧香拜佛。长廊深处,一位帅呆了的青年和尚对其挤眉弄眼,女子立刻春心荡漾难以自拔,就尾随和尚来到禅房……

如此充满把玩意味的诗,出自一位已婚妇女之手,难免让好事者浮想联翩。中国的读者(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)大都保持这样一个习惯,睹文揣人。看到作品中有“出格”行为,就自然联想到作者的人品。所谓爱屋及乌就是这个道理。在小说里,稍微资深点的读者都知道,里边的情节大都是虚构和夸张的,是经过艺术加工的,与作者自身关联不大。在诗歌里,读者若是发现“放浪形骸”的痕迹,就会不假思索地认定作者作风有问题。唐代的高仲武就是这方面的读者的代表。他读完这首“黄诗”之后大为恼火,就讽刺道:“形质既雌,词意亦荡。”意思是说,诗写得如此低俗,其人也必放荡。而清代的王士祯则显得很有风度,他从侧面评价道:“勉名臣,悱名士,得此才女,抑不幸耶!”意思是说,徐家父子(徐勉是刘令娴的公公,徐悱是刘令娴的丈夫)都是文学名流,怎么会招这样的女人进家门呢?真不知道是应该同情,还是应该悲哀呢?

这首《光宅寺》问世以后,立刻在皇宫之中流行开来。那些深居皇宫大内的贵族们早就看腻了假大空、形而上的文学作品,他们对平民生活的追求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。他们乍一读到这首发生在民间的,贵妇人勇追帅和尚的“通俗文学”着实倍感新奇,偏爱至极。于是互相传阅,并常常秘密聚于一处展开深入的讨论交流。这种地下的文学交流方式俨然成为一时之风尚。在热心读者口手相传的热潮中,刘令娴凭借着一首“粉诗”出名了。该诗被评为年度最佳诗歌,并收入当时的权威诗歌集《玉台新咏》。刘令娴写的第二首“粉诗”更为惊世骇俗,此诗被好事者称为史上第一首“同性恋诗歌”。在《摘同心栀子赠谢娘因附此诗》中刘令娴这样写道:“两叶虽为赠,交情永未因。同心何处恨,栀子最关人。”这首诗是刘令娴赠予一位叫谢娘的女子的。从字面上理解,诗中“栀子”在南朝民歌中指恋人,往深延伸,就是写给恋人的情诗。但后世诗歌研究者认为,仅凭借“栀子”一物就说刘令娴和这个谢娘有暧昧的同性关系未免有些片面。如文章开头所言,刘令娴所处的南朝齐梁年间社会思想开放、文风自由。文人写什么和怎么写,朝廷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如果诗文中出现同性之间的“亲昵”称呼或者“过激”语气,也许只是作者脑海中出现的幻象,形而上说就叫做“有我之境”,抑或当时就流行这样的写法。作为当时处于风口浪尖的文坛新势力,刘令娴有许多“知音”。同时代诗人谢惠莲、沈约庾信等人的作品中,就不同程度涉及同性恋题材。由此可以推断,文人之间的互相跟风写作,直接造成南朝一时旷达放诞之风。此类题材并非刘令娴的“独创”,更不能就此说明作者就有“特殊癖好”。